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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引起了学者以及实务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在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确立、证据概念的准确定位、二审程序的改革、辩护律师侦查阶段可获得辩护人身份、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立、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设立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设立十大方面做了进一步修改与完善,凸显了《刑事诉讼法》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以人为本的诉讼关怀。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正义;以人为本一、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确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第54条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落实宪法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同国际刑事司法接轨的实质性举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明文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大国形象,紧跟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与潮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对于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推动侦查模式的改革,从口供中心逐步转变为物证中心,从而促进侦查能力的提高,促使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从以案卷笔录为中心转变为重证据,重质证的程序,推动自白任意性规则的确立,强调口供的自愿性,促使法官对包括口供在内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做出权威的裁判,对采用刑讯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形成一定的遏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凸显了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价值。二、证据概念的准确定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证据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表明证据的概念由“事实说”向“材料说”的跨越。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克服了传统的“事实说”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一方面,立法者将证据定义为“材料”,而不再定义为“事实”,这显示出对证据运用的常识、经验和规律的尊重,也解决了原有的将“事实”混同于“材料”的逻辑难题。另一方面,将证据定义为“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也不再对证据提出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过高要求,回到了刑事诉讼运用证据的逻辑起点,将证据与定案根据明确区分开来,这显然是一种立法上的进步。[1]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的法定形式上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与“电子数据”更加贴合证据的特性也满足了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三、二审程序的改革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以一次为限,这从制度设计上避免了案件反复多次的发回重审,两级法院相互之间推诿责任,出现“循环审判”的诉讼怪圈的现象,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率,使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审结,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一规定也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相协调。新《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民主、自由、人道精神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上诉不加刑原则旨在事被告人能够无所顾忌地行使上诉权,保证其诉讼地位与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因上诉而更加恶化。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更凸显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在保障被告人上诉权行使的同时,维护我国两审终审制的正常运转。四、辩护律师侦查阶段可获得辩护人身份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实质上是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延伸至侦查阶段,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增强了控辩双方在侦查阶段的对抗性,为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做制度上的铺垫。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表明犯罪嫌疑人并不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客体,其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方应当受到侦查机关足够的尊重,以保证两造对抗的顺利进行。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程序并拥有辩护人的身份解决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侦查阶段律师身份不明的问题,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通过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允许律师作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使得对侦查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侦查机关刑事诉讼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合法化。五、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08-215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扩大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使得简易程序的适用更加具有灵活性,以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简易程序是在刑事普通程序基础上的简化形式,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刑事简易程序主要体现了诉讼效率的价值,同时也实现了案件的分流,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另外,简易程序的适用不再以可能判处的徒刑作为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而是以被告人认罪以及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为条件,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当事人意愿的和尊重,被告人不是被动接受国家司法机关处理的客体,从而更加有利于保障其诉讼权利。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93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建立对于解决超期羁押、滥用羁押的问题具有实际意义,是改革我国羁押制度,贯彻“慎捕”观念的必然需求。羁押必要性审查根据案件进展情况的变化,对于符合条件的被羁押人适时解除羁押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同时有利于缓解我国司法资源的压力。另一方面,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构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渠道,设立了专门的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构建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为有关机关行使继续羁押的权力设置控制防线,使羁押措施的持续状态不再无所约束,能充分实现检察监督原则对逮捕羁押权的有效控制。[2]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写入刑事诉讼法是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化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技侦手段的规制开始迈向法治的轨道。[3]技术侦查措施是应对当前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刑事领域出现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的新型犯罪的需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空前活跃,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步在新型社会面前丧失功效,传统的侦查手段在面对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智能水平不断进步、隐蔽性不断强化的新型犯罪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而具有前瞻性与主动性特点的技术侦查适应了以上的变化趋势,成为现代国家进行犯罪侦查的有效手段而备受推崇。[4]长期以来,技术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合法性饱受置疑,取得的证据效力也陷入困境,也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材料的运用难以有统一的做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顺应社会发展的形势将其纳入刑事司法的领域既是对不断变化的犯罪类型的积极应对,也是对我国现实侦查技术与侦查能力的有效回应。八、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出现了重大的改革,刑事诉讼法以实现未成年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未成年人及时回归社会,弱化犯罪嫌疑人“罪犯”标签的心理阴影,以减少其在未来学习、生活、工作中的自卑感,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立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以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止步于庭审阶段,但是在审判后阶段,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于缺位状态,极有可能导致先前的司法保护效果功亏一篑,难以达致保护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目标。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该制度属于不公开审理的延伸并且这一延伸是适当而合理的。[5]九、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设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7-279条规定了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刑事和解对正当程序理念的冲击,刑事和解不考虑过程的公平性,而以和解结果是否达成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司法的场域演变成了赤裸裸讨价还价的市场,个人的尊严、法律的严肃都被湮没在了金钱与刑罚的交易中。[6]然而,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起到刑事案件审前分流的作用,对于缓解日益增大的刑事案件工作量与刑事司法资源需求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另一方面,这种旨在减少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对立的诉讼制度,有助于促使双方真诚地达成和解,促使社会关系的复原。对于被告人来说,在自愿认罪的前提下,向被害人做出真诚的道歉,并且尽可能地提供高额民事赔偿,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对于被害人来说,,在获得了被告人的真诚道歉和较为满意的民事赔偿之后,一方面,对其犯罪行为给一定程度的谅解,另一方面,要求司法机关终止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程序,或者建议法院给予从轻处罚。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有助于消除双方的对立和冲突,缓解双方的不满和愤怒,使双方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兼顾。[7]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设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28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随着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腐败分子或者恐怖分子转移赃款的问题日益突显,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的没收是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裁判中一并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后缺乏合法途径而无法对其携带出境的巨资进行没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了加强反腐败力度,制止违法所得的国际转移,也规定了几种违法所得追回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时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违法所得。[8]一方面为了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对犯罪所得及时有效的采取冻结、转移、追缴等措施以挽回国家财产的损失,树立国家机关的威信,另一方面为了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确立了该程序,以解决刑事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刑诉法过于过于强调对犯罪分子的刑事惩罚而忽视对涉案财物的处分,这不仅体现了对被害人权利的轻视,也体现了“公权优于私权”的理念。新《刑事诉讼法》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设置对“重人轻物”的观念有所改变,甚至影响新刑事诉讼法理念的构建。参考文献[1]陈瑞华.证据的概念与法定种类[].法律适用,2012(1):27.[2]卢乐云.论“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之适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6):56.[3]程雷.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0):61.[4]李建国,张建兵.新刑诉法背景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和思考[].河北法学,2012(12):196.[5]高一飞,高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40.[6]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中国法学,2011(6):36.[7]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03.[8]吴光升.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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